【他们的世界】姚石京：当我谈检察时，我在谈些什么

身着制服，他们冷静、客观，直面罪恶，胸中充满公义法理。

卸下铠甲，他们柔软、自由，属于家庭、回归自我，充满人间烟火。

这里展示检察官不一样的精彩，呈现他们最真实的样子。

欢迎来到【他们的世界】。

本期分享来自玉环市人民检察院党组书记、检察长姚石京，让我们一起走进他心中的检察。

玉环市检察院党组书记、检察长 姚石京

本文刊登于《浙检绿苑》杂志2021年第三期【领航】专栏。

当我谈检察时，我在谈些什么

常听人这样问起，“检察官，是什么官？他在检察什么？”

问题虽然老生常谈，从业三十载以来，也不知遇到过几回，但是面对好奇的目光，我心中不禁涌起“师者，所以传道受业解惑”的感慨，想要完整地谈出些什么来，才敢登台予以正解。

然而，越是简单的疑惑越是不易回答。

早在1986年第56届德意志法律人大会上，奥地利司法部长艾格蒙就提出：“所有的奥地利检察官都曾经疑问，我是谁，我的位置在哪里。”这一度成为各国检察官的“历史追问”，全世界的检察机关也都没有完全一致的定义。

但若是追本溯源的话，这“官位”来源于法国十三四世纪的“国王代理人”制度。国王为维护自己在土地、税收等方面的个人利益，派驻代理人到各领地的法庭里为自己代言。但随着社会发展，当犯罪被认为已侵害到国家、社会公共利益时，同样被认为是侵犯国王的利益，刑事“私诉”便逐渐转向“公诉”，而“国王代理人”对刑事案件提起公诉时，“检察官”的雏形诞生了！

法兰西共和国取代封建王朝后，1808年制订的《拿破仑治罪法典》明确规定检察官作为“共和国的代理人”，有权起诉所有破坏法治的刑事犯罪案件，这成为了检察官制度成熟的标志。

虽然拿破仑的帝国梦兵败滑铁卢，但他创设的制度却在欧洲各国生根传承。德意志诸邦在1848年革命风潮后，几已形成共行之法，以致法语和德语中的“检察官”一词，现在仍有“国王代理人”“国家律师”的含义。德国人还认为侦查是公诉的准备，创造性地赋予了检察官“侦查主体”的法律地位，让其拥有指挥警察侦查的权限。

多数大陆法系国家均以此为鉴。尤以韩国为例，他们的检察官是比总统更“高级”的存在，常常将“下岗”的国家元首抓进监狱绳之以法，指挥警察更是家茶便饭。他们以“共和国代理人”的身份，指挥侦查、指控犯罪，介入所有涉及公共利益的民事、行政案件，出席法庭，监督审判，被冠以“法律守护人”的角色定位。正如台湾法学家林丽莹认为，“检察官身兼侦查主导、起诉独占、审判监督之多重任务，是制度设计的介于警、审间的枢纽，其意义重大，具有防止‘警察恣意’与‘裁判恣意’之双重监督功能。”

而在苦寒的沙俄帝国，检察官制度亦受法国影响，作为“国王代理人”，亦称为 “国王的眼睛”，被视为“监督法制的机关”，仍有皇权凌驾在法律之上的旧传统。十月革命后，苏联的“列宁法律监督理论”诞生，检察机关正式成为“法律监督机关”，并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，被我国借鉴。我国的检察官虽然没有指挥侦查的权限，但我们有权监督侦查，对涉及损害公共利益的刑事案件提起公诉，对涉及公共利益的民事、行政案件进行监督，并有权提起公益诉讼。

因此，无论检察官起初代表了谁，只要最终是为民代言，他的角色定位便无二致——既是公共利益的代表，亦是法律守护人。就如习近平总书记在2017年第22届国际检察官联合会上说的一样：“检察官作为公共利益的代表，肩负着重要责任；中国检察机关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，承担惩治和预防犯罪、对诉讼活动进行监督等重要职责，是保护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一支重要力量。”

至于究竟在“检察什么”，我认为，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，正是我们每一个检察官的共同愿景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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